五張圖看台灣勞工如何成為資方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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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勞動部統計全年平均工時，與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比較，僅優於韓國與墨西哥，與工時最低的德國相比，竟多工作了3個月，工時明顯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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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Average annual hours actually worked per worker(2014)

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伯儀表示：「台灣整體制度規劃上，勞工工時偏長。實際工時增加但工資不加，對資方來說提供勞方足以養家活口的數字就是薪資低標，並不會因為勞工工作時間變長，整體薪資水準就會改變，反而降低了資方的時間成本。」
「舉例來說，一個上班族月薪台幣37,000元，若是靠加班才達成的水準，這樣的數字同時隨著教育水準升高、技術進步、電腦使用率普及而逐年增加產值，但整體而言，產值增加與所得利益並沒有直接反映在勞工的薪水上，還是要靠整體與資方的談判技術和勞動意識提升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工作環境。」
2.台灣勞工與OECD國家相比，砍假後僅剩19天，與休假最多國奧地利相比，每年少休假24天，明顯休假時間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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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OECD Family Database ‘PF2.3 Additional leave entitlements of working parents(2014)/台灣高教工會

台灣政府砍假讓台灣假日時數成為世界倒數，假少也就代表工時長。
資方與勞方是商品買賣關係而非平行合作關係。
拼命加班只會讓資方的時間成本下降，反倒來看，工時少的國家單位，勞動成本也相對高。
3.台灣與其他國家相比，近年單位勞工成本逐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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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MF/China’s Evolving Trade with Advanced Upstream Economies and Commodity Exporters P.90

單位勞動成本是（工資除以產值） 簡單來說，可以理解為公司需要支付給職員，製造該公司的產品的一個單位的金額。
林伯儀認為從IMF的這張數據圖看來，「台灣現狀產值的提升與低水平薪資兩個因素都有影響，但各別來看，薪資低落才是關鍵，勞動力上升當然是好事，但薪資沒有隨著提昇，等於生產成果都給了資本家，其實正是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差距擴大。」
然而，台灣的勞動環境惡劣，主要可歸因於以下兩點：
1.勞工對自身勞動權益意識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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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不健康的勞動環境，高教工會秘書長林伯儀說道：「台灣的政治角力多集中在國際關係上，而在台灣勞工運動的薄弱，不會反應成為政治力量，是工人運動影響力低的主因。」
曾任台大工會秘書長的林衡凱曾為文表示，作為一個勞動者，擁有三種基本權利，也就是所謂的勞動三權。這三種權利分別是：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團結權指的 就是團結組織工會的權利，協商權則是指擁有透過工會與雇主進行協商談判的權利，爭議權則指的是勞工在與雇主協商或有爭議時，有權利採取罷工、怠工等爭議行為。一般而言，這三種權利最基本的是團結權，沒有工會，就很難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和集體罷工。
與鄰近國家相比，韓國一直以來工運就有強大的能量，韓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強，主流意識型態要求基本工資調整，對整體勞動環境其實有很大的幫助。
2.政府的角色親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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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工會研究員陳柏謙痛批，「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因為實施週休二日而刪減勞工國定假日。」
世新大學社發所副教授陳政亮指出，「《勞基法》當初修法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工時，然而結果卻砍了7天假日，勞工必須工作更多才能領到一樣的工資，對於縮短工時一點幫助都沒有。想要降低工時，只有增加假日、落實假日以及限制加班，並且廢除責任制，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在白經濟作者文章窮忙的宿命：高工時的鬼島台灣？中，同其結論所言，在部分工作的情境下，加班被視為是認真工作的一種指標，從而加強了從眾的互補性。一方面，個別工作者在大家都拉長工時的同時，將高工時視為一種社會現狀，改變了自己對於休閒的主觀價值，因此跟著選擇了比較長的工時。
另一方面，資方也利用了這個互補性，製造高工時的「企業文化」，並且提出相對於高工時的待遇，使得勞工願意接受高工時。所謂「無良資方」在這個觀點下，可能會率先要求較高的工時或加班責任，如果員工無力或無法制衡，長期之下，就會改變員工本身對高工時的抗拒意識，也會在互補性的加強之下，讓高工時成為難以掙脫的困境。
如果一個經濟體要跳到低平均工時的狀態，就必須大多數的勞工都有這樣的意願，且願意付諸行動與資方談判（如果僅是單一勞動者要求低工時，資方大可以把你裁掉再雇用別人。）。台灣或許很難跳到低工時的環境，但是若要防止這樣的情況惡化，勞工必須正視自己的工作權益，在工時被不當延長時勇於付諸行動（比如集體罷工）。
否則一旦高工時成為一個長期的狀態，就會影響勞資雙方對工作時數的期待，使高工時成為常態。部分雇主在追求利益時，對工時做出不合理的要求，這是每個國家皆然的。但勞工們對此反撲的力道以及政府的反應，將會左右協商之後的工作環境。政府自然需維繫申訴管道，並扮演積極執法與糾正的角色。

至於身為一般民眾，在面臨罷工以及勞動抗爭的同時，也必須理解其中的正當性，以及它對於整體工時決定的重要性。而非只是批評，罷工會造成社會多大的不便。要知道，長期之下，我們都是在一條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