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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報訊 | 台灣立報 – 2013年6月18日 上午12:26
【編譯陳玫伶整理報導】大約50至60年前，約略是1951年至1965年之間，亞太地區與中東地區的國家展開一連串抑制人口迅速成長的家庭計畫，許多推動了經濟快速成長。
據《亞洲科學家雜誌》（Asian Scientist Magazine）報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北韓、中國、斐濟、埃及、新加坡、斯里蘭卡和土耳其皆施行了家庭計畫方案。到了1976年，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與尼泊爾政府也紛紛跟進，努力降低人口增長和生育率，並且提供直接的避孕措施。
許多政府接連提供國家級的支援與家庭計畫方案，組成跨部會的協調委員會，就是為了解決人口問題，並成立一套完善的家庭計畫服務。負責督導方案的委員會往往直接設在總理辦公室之下。
目的從經濟轉向健康
家庭計畫的目的，是降低生育率及減緩人口成長速度。政策目標除了設定在加強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也試圖控制生育率、降低兒童死亡率、消滅傳染疾病、增加教育水準、改善營養狀態與糧食安全、農業現代化，並透過製造業與工業化拓展經濟成長。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把家庭計畫方案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元素。
當快速的人口成長不再是全球或是地方性的危機，生育率下降不再是政治正確。家庭計畫被歸類於更高層次，即人類生殖健康的需求，而不是屬於經濟或發展的面向。
千禧年發展目標1990年首次提出後，在2005年全球生殖健康可近性的孕產婦保健目標中有強調家庭計畫。不過在亞洲，家庭計畫與生育率下降，在1960至1970年代時被視為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步驟。
當時，的確有些地區的生育急速降低，尤其是中國、南韓和泰國，因此改變了他們的人口結構。
越來越少的新生兒，具有生產力的就業年齡與扶養人口比率逐漸上升。以南韓為例，1970年時15歲以下人口占42％，到了2000年僅剩下21％。同期間，15歲至59歲工作人口，從52％上升至68％。工作人口和撫養人口的比率從1.24:1上升到3.24:1，整體生育率從4.5下降到2.4，使用避孕措施的已婚女性從24.5％上升至79.3％。
人口紅利造福經濟
這個現象在許多國家中有類似發現，亦形成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由布盧姆（David Bloom）和坎寧（David Canning）於2003年提出，指生育率下降形成人口結構的轉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低生育率就表示有比較少的年輕世代，需要比較少的健康照護、教育、糧食和居住的需求，政府因而可投入較多資源在商業、建設、職業技能訓練和經濟。
經濟學家也是人口學家的梅森（Andrew Mason）指出，東南亞與東亞地區在21世紀中期，因人口紅利受惠的經濟成長高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4.32％當中的1.9％。
在南亞地區，梅森更估計人口紅利貢獻1.88％實質經濟成長的0.79％。調節後的年齡結構，對經濟成長影響巨大。此外，人口紅利的結果還會持續，梅森與研究團隊估計，人口老化的現象越普遍，提出適當的財物機制鼓勵勞工儲蓄和投資物產、商業、退休基金或其他資產等，人口紅利就會伴隨著亞洲人口老化。如果私部門，尤其是家庭內可以幫助老年養老，人們就會越來越少依賴政府支持。
現今，因為人口紅利現象，亞洲有49％的女性是勞動力，男性則有80％是勞動力。2010年時，東亞與東南亞的國民所得毛額（GNI）從越南的3,070美元、南韓的3萬1,110美元到新加坡有5萬8,700美元。每一位適婚女性只生產將近2名孩子，而1／3的伴侶採行避孕措施。
1960年代末期，印度政府成立健康與家庭計畫部，印尼政府在1970年代設立國家家庭計畫協調委員會之時，幾乎難以預測避孕行為成為日常的健康行為，就像是為兒童打預防針一樣。
今日，夫婦從公立的健康照護單位獲得避孕照護，卻有更多人透過保險或自費選擇私人服務。
在資源相對缺乏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和部分南亞地區的2億2,200萬女性及其伴侶仍難以觸及安全避孕的服務。由比爾和梅蘭達蓋茲基金會與英國國際發展部門共同贊助，2012年在倫敦舉辦的家庭研討會中，宣布將確保69個低收入國家中的1億2千萬名女性及其伴侶在2020年都可取得避孕服務。
來源雅虎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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