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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雨傘革命」期間，支持政改與反對政改兩派發生衝突

2016-3-19 21:56 上傳

香港「雨傘革命」期間，支持政改與反對政改兩派發生衝突。（美聯社）

香港大學學生會在其刊物《學苑》最新一期發表專文〈我們的二零四七〉，確明提出「香港獨立」訴求，主張在2047年之前，讓香港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建立民主政府；全民制訂香港憲法。

學生會指出，《中英聯合聲明》之中「50年不變」的承諾在2047年屆滿，香港的命運再次成為未知數，究竟是獨立成國、維持現狀，還是成為中國城市？有鑑於現時香港赤化之快之急，必須著手準備二次前途問題，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

當前的中共政權比1980年代更保守、更集權

「曾經，我們選擇相信中國，她卻沒有信守承諾。」學生會認為當前的中共政權比1980年代更保守、更集權；香港人由07、08等到2012，再等到2017，等到民主夢醒。香港民主運動的時代已然過去，迎來的是更難熬的反威權統治年代。2016年初香港警察與群眾的激烈衝突，可能就是新抗爭模式的序幕。

「港共政府」早已淪為中共傀儡

學生會指責「港共政府」早已淪為中共傀儡，施政向北京盲目傾斜，削弱香港的自治能力，施政報告變「一帶一路報告」。港人渴望守護粵語正體字、如郵筒的歷史印記、獨立莊嚴的司法制度、香港獨有的人文風貌社會生態，還有建立以香港利益為依歸的民主政府。這些訴求不是源於仇恨，而是來自渴望自由的心靈。

下一代的香港人將成為香港「天然獨」

學生會也引述香港出身的台灣學者林泉忠，下一代的香港人將成為香港「天然獨」，與生俱來帶有濃厚的單純香港人身份認同，反對港共靠攏中共，支持香港應有獨立建國的權利。他們不需要自行摸索自己的身分認同，也不會陷入雙重身分矛盾。他們將為獨立運動注入能量，成為香港獨立運動的堅實盟友。〈我們的二零四七〉最後寫道：「我們從來沒有卑躬屈膝的選項。」

〈我們的二零四七〉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於其新界東補選政綱提出，及早商討二零四七後的二次前途談判問題，並以公投為終極目標。另一邊廂，黃之鋒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提出將籌組新政黨參選九月立法會選舉，以十年時間推動前途自決公投。

二次前途問題，將由我們這一代人，正式帶入香港人的視野。

回望八十年代的一次前途談判，我們仍未出生，只能回首歷史的剪影，尋找今日香港落得如斯田地的前世今生。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行使中國代表權，翌年即要求把香港剔出殖民地名單。從此，香港人失去了聯合國賦予殖民地人民的自決權。時任兩局議員鍾士元在其回憶錄憶述，他與鄧蓮如、利國偉在1984年六會晤鄧小平。鄧小平劈頭聲明，香港前途問題只會由中英雙方解決，所謂的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自此，香港人無緣決定自己的命運，只能聽天由命。一九八四年，趙紫陽與戴卓爾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香港的主權將正式移交予中國。香港，正式進入十四年的過渡期。

曾經，我們選擇相信中國，她卻沒有信守承諾。八十年代，民主黨的前身匯點大力推動「民主回歸論」，押注中共將走向改革之途，香港亦會如願獲得民主。八九年六四屠城沒有動搖匯點一顆愛中國的心，以及對民主回歸的昐望。然而，歷史沒有如匯點所願，當下的中共政權比八十年代更保守更集權；香港人，由零七零八等到二零一二，再等到二零一七，等到民主夢醒。昨日的匯點，演變成今日的泛民主派，仍然盤據於議會，更新速度緩慢，比方說一九九一年開始擔任議員的劉慧卿現時仍有席位。泛民主派掌控著反對派的資源與話語權，妄圖領導下一波的前途談判，使其政黨得以生存，延續其政治影響力。將嚴重妨礙我們前進的步伐。泛民主派不了解當下中國，對極權仍抱留自由化的依戀與想像，對中國總有一天會走向民主深信不疑，這是歷史留給他們的盲點。他們無力回應急速冒起的本土思潮，對於社會運動的抗爭想像欠奉，高舉絕對和平的態度，當有人嘗試以勇武抗爭打破困局時，他們則譴責勇武抗爭的群眾，急於切割，置弱小如雞蛋的我們於不顧。在選舉前夕，卻又叫我們以大局為重。我們不禁無奈，為何帶領過去三十年民主運動的人目光如豆，眼中只有選票，毫無對於香港未來的新想像。對於泛民主派已不屬於這個沒有民主回歸落幕的時代。

二零一四年，我們不用再翻看文獻或電視錄影，因為我們就在現場。我們佔領馬路，被警棍打得皮傷肉綻。雨傘革命是我們最力竭聲嘶的吶喊，我們天真以為灑在金鐘、旺角的汗水可以換來一點成果，事實卻非如此。雨傘革命的失敗不單在於革命自身，亦在於民主回歸論。經此一役，我們深知，民主運動的時代已然過去，迎來的是更難熬的反威權統治年代。二零一六年初，警察違例開槍示警，群眾擲磚負隅頑抗，場面怵目驚心，卻可能是新抗爭模式的序幕。

一切，都只因我們不甘為奴。

《中英聯合聲明》中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在二零四七年屆滿。香港的命運再次成為未知數，究竟是獨立成國，維持現狀，還是成為中國城市，現時社會鮮有觸及。二零四七年說來遙遠，然而香港人早在七十年代未已開始討論九七的問題，觀乎現時香港赤化之快之急，我們現在已需要著手準備二次前途問題，增加談判桌上的籌碼。就二次前途問題，我們有以下訴求：
一、香港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
二、建立民主政府；
三、全民制訂香港憲法。

港共政府早已淪為中共的傀儡，她的施政盲目傾斜於中共，削弱香港的自治能力，無理發展新界東北，無視高鐵無止境超支，配合中共前海規劃，施政報告變「一帶一路報告」。即使在硬件上香港尚未有獨立的條件，或中國經濟持續強勢，但能否獨立並非我們的主要考量，重點是香港應否獨立。我們渴望守護粵語正體字、如郵筒的歷史印記、獨立莊嚴的司法制度、香港獨有的人文風貌社會生態，還有建立以香港利益為依歸的民主政府。這些訴求不是源於仇恨，而是來自每一顆渴望自由的心靈。爭取獨立固然不是朝夕之事，此刻我們僅在開端，常有大中華主義者聲言要支援中國民主化運動，因為中國沒民主，香港亦難有，然而推動中國民主化，難道比獨立建國來的容易嗎？絕對不是。

基本法縱是一國兩制的基礎，卻從未獲得香港人授權，其解釋權落在中共手中，則中共可根據其政治議程任意詮譯基本法。即使我們意欲修改基本法，先是需要全體立法會議員及全國港區人大三分之二通過，再提案人大常委會，最終決定權屬於全國人大。此門檻縱然在憲制上非無可能，但實際上除了中共屬意的條文外，根本沒有其他修改有望通過。當中國跨境擄走李波，顯然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我們卻毫無還擊之架。所謂基本法所保障的一國兩制，其實非常脆弱，在赤色紅潮滾滾襲來之際，我們所謂的保障，實在形同虛設。有破則有立，否定基本法後，下一步就是自行制訂香港的憲法。基於現實政治的限制，全民制憲的結果未能成為成文法規，然而它卻是香港人共同參與所得出的結果，有堅實的民意支撐，象徵著我們的願景與自立的決心，為香港未來的憲制框架奠下基礎。

我們深知，獨立路且遙且艱，不是一代人的努力所能達到。我們需要攻佔社會上每一個陣地、街頭、議會、商界、工會、媒體、文化界，缺一不可。不論是議會席位，還是本地文學，都是我們爭取獨立的資本。加泰隆尼亞經歷長達三百年的奮鬥以後，在去年十一月在國會通過啟動獨立程序，在十八個月內實現獨立，我們在旁固然一臉豔羡，卻不能忘記加泰隆尼亞人為之所付出的血汗。在三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獨裁者佛朗哥高壓統治加泰隆尼亞，本土文化禁絕，只能在地下傳播，一度使加泰隆尼亞暗無天日。然而後來獨立運動得以快速復甦，所依靠的正是大力推廣加泰語，重建加泰隆尼亞人的民族榮譽感。香港的粵語文化在八十年代風靡亞洲，足證香港地方雖少，卻有能力建立內涵豐富的文化體系。這些資本不僅志於安撫心靈，更是振聾發聵的必要根基。

香港土地會再一次面對產權誰屬的問題，以及跨越二零四七的信貸危機，再次印證開展二次前途談判的迫切需要。在談判到來之前，我們要爭取人心。中共統戰年輕人失敗，獨立思想勢必一去不返，在中共橫蠻無理的壓迫之下，本土思潮日益壯大，隨著我們與中國的關係遠不如我們父母輩緊密，借用台灣學者林泉忠的見解，下一代的香港人將成為香港「天然獨」，與生俱來帶有濃厚的單純香港人身份認同，反對港共靠攏中共，支持香港應有獨立建國的權利。不如我們，他們不需要自行摸索自己的身分認同，也不會陷入困擾我們成長的雙重身份矛盾。他們將為獨立運動注入能量，成為我們的堅實盟友。

我們從來沒有卑躬屈膝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