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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明思宗崇禎皇帝為何成為亡國之君: ezpc123 2024-2-20 15:30;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明思宗朱由檢根據其兄明熹宗朱由校的遺詔人繼大統。面對朝政腐敗、國庫空虛、軍事敗壞、災荒頻發、內憂外患並生的危局，他銳意求治，在《即位詔》中宣布：「朕以沖人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祗服於典章，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毗爾中外文武之賢，諧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愈懋新猷。」表示在遵守祖制的前提之下，將針對現實的狀況，對「吏治民艱」問題實行改革，以求實現「光昭舊緒，愈懋新猷」的「中興」之治。繼位後，他一改明神宗、熹宗長期怠政的惡習，夜以繼日地勤理政務，從不懈怠；也以明神宗的窮奢極欲為戒，崇尚儉樸，不邇聲色，積極支持引進西方的天文曆法和火炮技術，並以潛移默化的手段，一舉鏟除魏忠賢閹黨集團，顯露出些許中興的曙光，贏得了廣泛的贊譽。然而，在追求明朝中興的過程中，他卻日漸陷入心餘力細的困境，不僅「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的諾言未能兌現，而且出現了全面深刻的社會危機，朝廷內外的黨派之爭愈演愈烈，關外之地幾乎盡失於清軍之手，農民起義的烽火更是燒到了北京城下，自己最終也落個魂斷煤山（今北京景山）的下場。一向自視甚高的明思宗，對這場中興之夢的破滅，始終感到難以理解。他不從自己身上找問題，而是歸咎於手下的文臣武將。崇禎八年（1635年），明思宗因鳳陽皇陵被焚而下《罪己詔》，在「罪己」的同時，還不忘詰難文武諸臣，指責他們「誇詐得人，實功罕靚」，「諸臣失算」。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渡過黃河橫掃山西之時，他更是指責臣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矣！」到三月，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他自縊前，還在衣襟上憤然寫道：「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J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是亡國之君。明朝滅亡後，史學界對明思宗的評價多持否定態度，但也有些論者對他表示同情，甚至為他開脫、辯解，贊同其「非亡國之君」說。清代官修的《明史》，稱「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並從明清易代為歷史必然的宿命論觀點出發，說明思宗「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凶四告,流寇漫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祚迄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近年更有學者援引明清史學家孟森「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的論斷，進而推論是歷史讓崇禎皇帝演出了一個「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明思宗及其同情者的這種種說法，顯然是經不起推敲的。先說明思宗的「諸臣誤朕」之說。明思宗不像明英宗、明神宗的幼年繼位，軍國大政由輔臣決斷，他繼位時雖說虛歲17,實齡不足16,但卻「太阿獨操」，「沉機獨斷」，不論大小政務，人事變動，生殺予奪，皆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明朝之亡，周延儒、溫體仁、熊文燦等大臣固然負有一定的責任，但作為掌握實權的最高君主，不是更應該承擔主要的責任嗎？再說《明史》的「明實亡於神宗」之論。毫無疑問，明神宗親政之後，對輔臣張居正進行清算，使改革風氣蕩然無存，除一條鞭法之外，改革成果盡付東流。由此引發的翻案風，又開啟官僚隊伍的門戶之爭，導致統治階級力量的分散與削弱。而明神宗酒、色、財、氣的極度膨脹，又導致其長期怠政，造成政局的混亂，邊防的廢弛；他大量賞賜諸王、公主田地，又加劇了土地的兼並；他大肆揮霍，傳索帑金，聚斂財貨，掏空國庫,刮盡民脂，更導致民變與兵變的頻發，為後金（崇禎九年改國號為清）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機。所有這一切，無不埋下明亡的禍根。不過，明朝畢竟沒有亡於明神宗之手，這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再看孟森的論斷。他明確表示，明思宗「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並無否認他是崇禎朝的亡國之君的意思。而說明思宗如「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不過是種假設。但歷史是不能假設的,因為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以時間、地點為轉移的。萬曆以前和天啟以後的歷史環境、時代訴求大不相同，誰也無法預料明思宗如果在萬曆以前當權，會有怎樣的作為。再說「氣數使然二也就是歷史使崇禎皇帝演出一個「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問題。所謂「氣數」，指的無非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它確實與朝代興衰密切關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這不等於說人們只能聽天由命，毫無作為，否則豈不等於認同了宿命論？須知，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人的努力雖然難以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卻可以起到延緩或加速的作用。明朝末期，朱明王朝的統治確已病入膏肓，正在滑向滅亡的末路，但是它究竟在何時滅亡，則視其最高君主的所作所為而定，不可一概而論。其實，明思宗受人贊譽的勤於政務、崇尚儉樸的品質，不過是任何階級社會最高掌權者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但僅僅具備這些基本素質並不足以治理好國家，更不要說挽救危局了。明思宗在即位之初，雖然誅除了魏忠賢閹黨集團而備受好評，但他卻有始無終,不久又重新起用身邊親信的太監，培植忠於自己的宦官勢力，導致政局的混亂。這恰好說明，他是個空有中興之志而缺乏中興之才的另一類昏庸君主。在封建社會裏，任何王朝的最高君主，要想治理好國家，特別是挽救瀕臨危亡的局勢，不僅要有遠大的志向，而且必須具備深遠的目光、開闊的視野、高度的智慧、堅強的意志、雄偉的氣魄和高超的治國能力，能夠抓住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找到相應的解決辦法，從而制訂出長遠的治國方略，采取妥當的政策措施。但是，明思宗雖然銳意求治，卻缺乏治國理政的才幹，沒有認識到明末深刻的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找到解救危局的辦法。除了在《即位詔》中提出「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這個籠統抽象的治政構想之外，他始終沒能提出一個明確具體的治國方略。他的治國理政也就缺乏長遠的戰略籌劃，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左右搖擺、舉棋不定。他自小在明末環境險惡的深宮裏長大，養成剛愎自用而又多疑善變、急功近利而又優柔寡斷、虛榮心強而又缺乏擔當、專橫殘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點，往往導致其軍國大事的決策失誤,措置失當，從而加速明王朝的覆亡，終於釀成了歷史的悲劇。那麼，明思宗究竟在哪些軍國大事上決策失誤、措置失當呢? 首先，目光短淺，未能抓住當時主要的社會矛盾（即階級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緩解，而是「刻於理財」，促使其進一步激化,導致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終致不可收拾。明思宗即位之時，面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三大尖銳的社會矛盾。就東北地區而言，以後金（清）為代表的女真（崇禎八年改族名為「滿洲」）貴族和以明王朝為代表的漢族人民的民族矛盾，已上升為當地的主要矛盾。關內的廣大地區,則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階級矛盾居於主導地位。正是尖銳的階級矛盾，決定著整個政局的走向和明王朝的命運。只有抓住這個主要的社會矛盾設法緩解，才有望使剛剛爆發的農民起義得以平息,從而解除後顧之憂，集中全國的力量對付後金（清）的進攻，並進而解決統治階級內部的黨爭（這種黨爭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應對農民起義和後金的進攻而引起的），實現中興之治，但目光短淺的明思宗見不及此，並沒有抓住這個主要的社會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緩解。明末階級矛盾的急劇激化，主要是由於政治體制的僵化腐朽、官場貪風的強烈熾盛、土地的高度集中、賦役征斂的過分苛重、水利設施的年久失修造成的。廣大農民因而陷於極端貧窮的困境，連簡單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只得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其中的許多問題是長期積累的痼疾，不是一紙詔令就能馬上解決的，但賦役征斂的過分苛重，卻是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緩解的。但明思宗刻於理財，其《即位詔》雖然表示對「民艱」將「求宜於通變」，隨後開列50款大赦新政（其中的第八款規定免各省逋欠夏稅秋糧及雜項課稅一年，南直隸、浙江等13省免天啟元年（1621年）分，北直隸免天啟二年分；內宮物料則南直隸、浙江等13省免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分，北直隸真、保、順、河、廣、大6府免萬曆四十七年分，順天、永平兩府免天啟二年分，以後年分照常征解。第九款規定免天啟元年分以前拖欠加派錢糧；免拖欠萬曆四十八年以前金花銀。第十款規定免天啟元年以前各地永折及因災折收銀兩;第十一款規定將清查民間丁口，蠲免無丁而被迫繳丁糧者。第十二款規定禁有司不得於征收賦稅中加重科罰。第十六款規定解官、解戶解到絹布式樣不合格者酌量從寬驗收。第四十七款規定躅免浙江、福建、蘇、松、常、鎮、徽、寧、揚、廣等處拖欠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歲造段匹。第四十八款規定蠲免各地拖欠天啟元年以前解四司物料），但這些蠲免的多是拖欠多年而無法征收的稅課。至於夏秋兩稅這兩項賦稅中的主要稅種，最多只免至天啟二年，有的地方則只能免到萬曆四十七年以前的欠額，這就意味著有些地區拖欠了8年之久的稅課仍將繼續追繳；至於近5年的正稅，一毫一厘都不得減免。口惠而實不至，等於畫餅充饑。繼位之後，明思宗雖然「切念民艱二一再表示：「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但他在位17年，僅有以下寥寥可數的幾次停止織造、蠲免逋賦、禁止私派的舉措，即崇禎元年（1628年）二月「停蘇杭織造"，四月「禁有司私派」；九年三月「蠲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五月「免畿內五年以前逋賦」，十一月「蠲山東以前逋賦」；十二年八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之半」；十三年三月「免河北三省逋賦」；十五年正月「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賦」。與此同時，明思宗又不顧百姓的死活，加重賦稅的征派。崇禎三年九月，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為由，請求增派田賦。經戶部尚書的策劃，乃於萬曆末年每畝加征9厘遼餉的基礎上再加征3厘，從崇禎四年開始征派，計征銀6679208兩，加上該年遼餉中增派的雜項、鹽課、關稅等項銀兩，該年遼餉總數高達10299602兩。崇禎十年，為了鎮壓日益高漲的農民起義，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加派剿餉，「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明思宗批准這一建議，假惺惺地表示：「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J實際上1年後又下令再征，直至崇禎十三年才停止征收。崇禎十二年，又以「抽練各鎮精兵」缺乏餉銀為由，「複加征練餉二於六月開始征收，總數為730萬兩。上述遼餉、剿餉、練餉三項加派，從田賦中加征的餉銀總計多達1670多萬兩，超過常年歲入的一倍以上，難怪當時的百姓怨聲鼎沸，「呼崇禎為重征」。不僅如此，明思宗還嚴責各級官吏，必須將規定的稅額征收上繳，並將征稅的數額與職位的升降、俸祿的增減直接掛鉤。史載，「上（指明思宗）初即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嶽貢、蘇州陳郡伯洪謐，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官員凡是反對加派的，明思宗就感到厭煩，甚至嚴加懲處。如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耿直樸忠的傅宗龍出任兵部尚書，人見皇上，「諄諄以民窮財盡為言，雲餉不可加，兵不可增」。明思宗開始還言不由衷地表示：「卿言是。」傅宗龍「指天畫地，言俞力」，明思宗便拉下臉來，說: 「卿但當料理寇敵耳！」待傅宗龍告退後，他又對閣臣說：「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從此，「兵部諸疏無一俞者，未幾下獄」。相反，凡是支持加派重征的，明思宗就感到高興，甚至大加提拔。如崇禎十一年四月，他在中左門考選諸臣，征詢足兵足食之計，知縣曾就義說:「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J明思宗當即「拔第一」。明思宗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派，使本已十分貧困的廣大農民進一步陷於破產，大批逃亡。官府又窮凶極惡地追討錢糧，甚至勒逼未逃的農戶賠納已逃農戶應交的錢糧，逼使更多的農戶逃亡。「餉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棄田逃亡的現象與日俱增。如河南彰德府的武安（今屬河北省），據知縣竇維輅在崇禎十四年的奏疏報告:「本縣原編戶口一萬三十五戶，今死絕者八千二十八戶；原編人丁二萬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丁。」加上政治腐敗，水利年久失修，自崇禎十二年起，連續3年不斷發生雨雹、旱蝗等自然災害，貧苦農民無以為生，轉死溝壑。中州平原更是赤地千裏，「流亡滿道，戳骨盈野。陰風慘骨煩之青，嘯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闔門投韁者，有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數百者，有食雁矢、蠶矢者，有食荊子、蓑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於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數千數百人於城隅周道而揭竿者」。明思宗之所以一再實行加派，借口是「帑部匱細二國庫空虛, 無法支付日益增加的軍費。當時，國庫固然匱乏，但內府（即皇帝的私庫）並不缺錢。明朝初年，米、麥等實物的征收在國家的財政收入中占據主導地位，戶部所設的內府十庫既是中央政府的國庫，也是皇帝的私庫，公私不分，混同開支。進入明中期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的貨幣化，大量實物形式的財政收入轉化為貨幣收入。明廷於是對財政體制作出相應的調整，於正統七年（1442年）在北京設立太倉庫，用以貯銀。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戶部設立銀庫。此外，還有京、通兩倉，貯存由運河漕運來的米、粟，以供京城貴族、百官和京邊衛軍之食用。太倉銀庫設立後，便成為中央政府的國庫，而內府則完全變成皇帝的私庫，政府的財政收支與皇室財政收支基本分開。嘉靖中期以後，由於土木繁興，加以「南倭北虜」交相進犯，軍費開支急劇增長。太倉入不敷出，到隆慶初年曾出現財政危機。但一待邊事停息，再經過張居正的改革，危機便得到了緩解。到萬曆四年「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府庫充溢，太仆寺亦積金四百餘萬」。明神宗親政後，不停地「傳索帑金」，加上宗祿的大量增加、萬曆三大征龐大的軍費開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只得動用累年的儲積，弄得國庫空空如洗。但是明神宗通過「傳索帑金」，加上派遣礦監稅使四處搜刮，卻使「內帑之充韌」達到「亙古未有」的程度，內府金銀山積。明神宗死後，明光宗在位僅1個多月，明熹宗在位也僅7年，短短幾年時間，內府的儲蓄並沒有花光。但明思宗也同明神宗一樣嗜財如命，就是不肯往外拿，有時還對群臣大歎窮經，說「目今帑藏空虛」。後來，李自成大順軍入京，內庫「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另有記載說:「內帑所出，不知幾千百萬J明思宗死死捂住的這一大筆金銀財寶，最終都成了大順軍的戰利品。明思宗的刻於理財，竭澤而漁，只能進一步激化階級矛盾，為農民起義提供更為深厚的社會基礎。三餉的加派，更是直接促成起義高潮的到來。崇禎十年(1637)三月，楊嗣昌到京就任兵部尚書，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並在加派遼餉之外再加派剿餉，加強對農民軍的征剿，將大部分起義軍剿殺殆盡，迫使張獻忠與羅汝才受「撫二李自成被迫率領殘部退入陝鄂川交界的商洛山中，革左五營也遁入英霍山中，起義暫時進入了低潮。但是，遼餉與剿餉的加派、自然災害的頻發，把百姓逼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淵，加上楊嗣昌密謀對張獻忠發動突然襲擊，張獻忠遂於崇禎十二年五月在穀城重舉義旗。明廷又於當年加派練餉，更把廣大貧苦農民推向絕路。李自成遂於崇禎十三年六七月間，率殘部從房縣山區出發，取道陝西，攻入赤地千裏、流民遍野、「土寇」蜂起的河南，並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和「不催科」、「不當差，不納糧」的政策，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百萬人，明末農民起義進入了高潮階段。後來，正是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明思宗的又一重大決策失誤、舉措失當，是不辨忠奸，屢逐直臣，濫殺良將，而重用奸佞之臣與宦官，導致政局的混亂。要實現中興之治，必須起用大批忠於國家社稷的直臣與良將,但明思宗卻缺乏識人之明，只憑個人的好惡來取舍人才。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刻薄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於剛愎自用、虛榮心強，他要求臣僚完全順從自己的旨意，聽不得逆耳之言。「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之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已耳。」「言語率直，切中時弊者，率皆摧折而去」如東林黨人劉宗周在天啟年間因抨擊魏忠賢和客氏而遭削籍，崇禎初年被重新起用，任為順天府尹。他剛入京就職，就上疏批評明思宗「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己巳之變」起，樞輔諸臣多被明思宗作為替罪羊逮捕下獄，劉宗周又批評皇上說:「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因而「忤帝意」，乃以疾辭官。崇禎八年（1635年），吏部奉旨推舉劉宗周等3人入閣，他推辭不允，於翌年正月入京，又批評明思宗「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也。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明思宗大不高興,改命其為工部左侍郎。過了1個月，他又上疏批評明思宗「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為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明思宗極為惱怒，先後4次命閣臣擬嚴旨懲處。閣臣每次呈上擬旨，他都反複閱視劉宗周的奏疏，「起行數周」。後來怒氣消解，仍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且獎其清直焉」。當年十月，劉宗周再次上疏批評明思宗的弊政，連帶批評首輔溫體仁。明思宗大怒，溫體仁又上章力詆，遂下旨將其革職為民。由於求治太急、猜忌多疑，明思宗還專橫地貶斥甚至屠戮一批屢立戰功的良將。袁崇煥在天啟年間鎮守遼東，著力構築寧錦防線並取得了寧遠大捷，只因不肯巴結魏忠賢，遭其黨羽的彈劾而辭官。明思宗繼位後，重新起用他為薊、遼、登、萊、天津總督。在明思宗召見時，他輕率地許下五年複遼的諾言。經兵科給事中許譽卿的提醒，他又提出「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明思宗一一允准。兩天後，他又上疏說明：「遼事恢複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皆臣與在邊文武諸臣所能為而無煩聖慮者。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俱於皇上司其鑰。」明思宗批示說，「浮言朕自有鑒別，切勿瞻顧」，令「戰守機宜，悉聽便宜從事」。袁崇煥隨即赴關就職，著手調整關內外防務，修補明蒙聯盟。接著，依據「悉聽便宜從事」的諭旨，誅殺不聽節制的東江守將毛文龍，以統一事權。己巳之變起，繞道內蒙古入塞的皇太極兵臨京師。袁崇煥急率遼軍勤王，副總兵周文鬱勸阻他:「外鎮之兵，未奉明旨而徑至城下，可否？」他回答說:「君父有急，何惶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周延儒、溫體仁等輔臣勾結閹黨餘孽，合力誣陷袁崇煥「引敵協和，將為城下之盟」，皇太極又借被俘的楊太監行反間計。對袁崇煥未經奏請而誅毛文龍、率領遼軍人援京師心存疑慮的明思宗，竟下令將其斬於西市。「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早在崇禎二年（1629年）十一月，河南府推官唐開遠就批評說，明思宗「臨禦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眾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戍配不少貸，甚則下獄拷追，幾乎刑亂國用重典矣」。事實正是如此。據統計，明思宗在位17年，計誅總督七人」，「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河南巡撫李仙風被逮自縊，尚不計在內就連「貴極人臣」的內閣輔臣也有兩人被殺，「輔臣戮死，自世廟夏言後，此再見雲」。由於不斷地罷黜和誅殺，官員的更替十分頻繁，如薊鎮總督「半載更五人」。整個崇禎朝17年，「易中樞（兵部尚書）十四人」，「刑部易尚書十七人」；內閣輔臣更是走馬燈似地不斷變換。"年間任命的大學士多達五十餘人，其中先後充當首輔者即達十餘人。這種做法，不僅使朝廷失去許多能幹的文臣武將，也使在職的官員膽戰心驚，畏縮不前，喪失進取心和積極性，辦事效率極度低下。對於自己喜歡、信任的官員，明思宗則百般呵護，甚至有罪不罰或者輕罰。崇禎九年（1636年）秋，清兵再度繞道內蒙古突入長城，侵擾京畿。兵部尚書張鳳翼自請督師，禦敵無方，畏罪日服大黃藥，清兵退後於九月初一日死去。明思宗「顧廷臣無可任用者二起用在家守喪的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劄，有口辯。」翌年三月抵京，「帝與語,大信愛之」。張鳳翼作風柔靡，「兵事無所區畫」，楊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為能」。明思宗每次召見，都同他深談移時，凡有奏請,無不應許，說:「恨用卿晚！」楊嗣昌於是提出征剿農民軍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建策，推舉熊文燦具體負責執行這個戰略計劃，並建議加派剿餉，以便增加圍剿的兵力。明思宗一一照准。楊嗣昌立下軍令狀，以崇禎十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為「滅賊之期;到崇禎十一年三月，因未能完成「滅賊」的許諾，他只得上疏引罪。明思宗不許，「命察行間功罪」。楊嗣昌於是借機諉過於洪承疇、曹變蛟、朱大典、左光先、祖大弼、史可法諸將，來為自己開脫。六月，明思宗改命楊嗣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仍掌兵部事。當年九月，清兵再度進逼京師，先後攻陷七十餘城，明思宗沒有懲罰既為閣臣又掌兵事的楊嗣昌，反而令其議文武大臣失事之罪，從巡撫、總兵官至州縣官共36人，同日棄市。言官紛起彈劾楊嗣昌，一時輿論大嘩。明思宗只得令其落職冠帶視事，旋又敘功複其官。崇禎十四年三月，農民起義軍橫掃大河上下，福王、襄王相繼被殺，楊嗣昌畏罪自殺。許多大臣上疏彈劾，要求追究其罪責。明思宗訓斥說:「楊嗣昌系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裁鑒，況尚有才可取。」不僅未追究楊嗣昌的罪責，反而贈其為太子太保。一些奸佞之臣看准明思宗的性格特點，便千方百計討其歡心，博取高官厚祿。禮部右侍郎周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旨」。崇禎元年（1628年）冬，錦州守軍因缺餉嘩變，督師袁崇煥請給餉。明思宗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o明思宗嗜財如命，舍不得從皇家庫藏中往外掏錢，並且懷疑有邊將故意煽動邊兵嘩變相要挾。周延儒摸透皇上心思，發表與眾不同的意見:「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嘩，餉之，錦州嘩，複餉之，各邊且效尤J認為餉雖然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明思宗連連點頭，降旨切責眾大臣。事後，他又對明思宗作了說明，認為「嘩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耶?」這話切中明思宗的心意，明思宗「由此屬意延儒」。當時吏部會推內閣輔臣，但列出的候選名單有東林黨人、禮部侍郎錢謙益，卻沒有周延儒的名字。一心想擠進內閣的周延儒，即暗中散布流言，稱「此番枚卜，皆錢謙益黨把持二明思宗「遂人其說」。也想擠進內閣的禮部尚書溫體仁，」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骨二他揣測皇上對這份候選名單必然生疑，便上疏攻擊錢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不當與閣臣選」。所謂「關節受賄」，是指天啟元年（1621年）錢謙益主持浙江會試時，金保元與徐時敏兩個奸人策劃的一場科場舞弊案。案發後，查明士子錢千秋因買通關節而中舉，錢千秋與金保元、徐時敏3人「俱依律遣戍」。錢謙益並不知情, 以「失於覺察」被「罰俸三個月」。明思宗看了溫體仁的奏疏，在文華殿召集大臣，讓錢謙益與溫體仁當面對質，結果證明關節受賄案7年之前早已結案。明思宗又問溫體仁，所謂「神奸結黨」指的是誰。溫體仁先是回答：「錢謙益之黨甚多，不敢盡言J後又指責主持會推的吏部官員、科道官與錢謙益「結黨」，繼而說替錢謙益辯護的輔臣也是錢謙益的「同黨」。周延儒又從旁煽動說，會推「只是一兩個人把持住了，誰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了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禍隨」。溫體仁遂以「孤立」為由，請求辭官歸裏。所謂「孤立」, 即無黨無派之意。明思宗自然欣賞，因而「益向之」，忙加慰留，並宣布將錢謙益革職聽勘，錢千秋重新提審（時金保元與徐時敏已死）。錢千秋雖經重刑，供詞與原先的供狀一致，證明溫體仁誣告不實，但明思宗還是將錢謙益奪官閑住，並於崇禎二年十二月和三年六月，將周延儒、溫體仁先後擢為大學士，入閣輔政。入閣之後，周延儒與溫體仁聯手，攻倒首輔成基命，由周延儒於崇禎三年（1630年）九月繼為首輔。接著，溫體仁一面對明思宗「務為柔佞」，使「帝意漸向之」；一面加緊拉幫結派，抓住周延儒的小辮子，唆使其親信上疏彈劾。周延儒被迫於崇禎六年六月引疾乞歸，溫體仁如願以償地當上了首輔。自此，溫體仁出任首輔4年，而居輔臣之位則長達8年，為崇禎朝擔任輔臣時間最長的一位，「恩禮優渥無與比」。但他從不把心思放在國家社稷的安危上面,「惟日與善類為仇」，排擠、打擊東林黨人與正直的官員，「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才，苟以充位」。內閣輔臣中受到他信任的，只有碌碌無為的吳宗達和剛愎自用的王應熊，時人諷之曰：「內閣翻成妓館，烏歸（指烏程籍的歸安人溫體仁）、王巴（指四川巴縣人王應熊）、蔑片（指無所作為的吳宗達），總是遭瘟!」京師還有民謠唱道:「崇禎皇帝遭溫（瘟）了！」由於明思宗「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委政柄者非庸即佞」,「言語慧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而去」，覺得無人可用，於是又轉而重用身邊的家奴、宮中的宦官。在他心目中，宦官依附於皇權而存在，與自己朝夕相處，比文武百官可靠；他們的命運都掌握在自己手裏，如不服管束，一紙聖旨，即可加以清除。正如時人談遷所說:「（明思宗）直謂三尺（法律）在我，此曹亦何能為！」即位之初，在清除魏忠賢的閹黨集團時，明思宗曾下令盡撤各地的鎮守太監，說「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僅過半年，就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重新賦予宦官監軍之大權。崇禎元年（1628年）五月，他即「以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右少監宋尚志提督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及皇城等四門，巡城點軍」。第二年冬，後金軍隊再次南下，京師戒嚴，「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以「司禮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崇禎四年九月，明思宗更是大規模起用宦官，「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文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 邵希詔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後來，由於文武大臣的一再勸諫，明思宗只好在崇禎八年八月下詔，撤回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及監視各道的太監。但僅隔一年，又再次大規模起用宦官，不僅賦予監軍之權，有的還授予總督、分守之職，直接指揮軍隊。崇禎十三年三月，再次撤回各鎮宦官，僅隔半年又再度派遣宦官監制各鎮，直至明亡為止。明思宗派出的這些宦官多為市井庸愚，妄自尊大，又根本不懂軍事。他們一旦大權在握，「多侵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恥為之下，緣是皆無功，不僅如此，宦官的派出，還侵犯了文官武將的職權, 嚴重挫傷他們的積極性，加劇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成為加速明朝滅亡的一副催化劑。明思宗的另一重大決策失誤、措置失當，是不辨是非，親自介入門戶之爭，致使黨爭不斷，分散、削弱了統治階級自身的力量。明思宗繼位之初，想從魏忠賢閹黨集團手裏奪回朝政大權，依靠的是與閹黨沒有瓜葛的正直官員，特別是與閹黨對立的東林黨人。在處死了魏忠賢之後，崇禎元年（1628年）的上半年，正是在內閣大學士劉鴻訓的幫助下，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解、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閹黨骨幹先後被斥，「人情大快工當年三月，新任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別如綸上疏請求重新審定閹黨炮制的《三朝要典》。四月，翰林院侍講倪元璐更上疏請求銷毀《三朝要典》。明思宗批准了這個請求，為清查閹黨集團掃清了一大障礙。爾後，東林黨人韓嫌和李標、錢龍錫等內閣輔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等人擬出《欽定逆案》的名單，由明思宗於崇禎二年三月正式頒布，給予閹黨集團以沉重打擊。與此同時,一大批遭到閹黨迫害的東林黨人得到平反昭雪，重新受到任用。閹黨與東林黨兩派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東林黨的力量遠遠超過閹黨，並於崇禎元年十二月組成以韓煽為首的東林內閣。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明思宗頒布《欽定逆案》後，即在一道諭旨中表示:「分門別戶，已非治征。」要求臣僚停止門戶之爭，「化異為同」、「天下為公」，團結一致，共同致力於中興之治。《欽定逆案》頒布後10天，戶科給事中解學龍上疏彈劾薊鎮巡撫王應笏「克餉激變二疏中有王應芳系「魏鐺私人」之語。明思宗非常反感，當即訓斥說:「應勞克餉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黨所私!」不過,《欽定逆案》並未將閹黨集團一網打盡，有的閹黨分子仍然逍遙法外，有的甚至還在官府繼續任職。如右庶子楊世芳就是一個閹黨分子，他是韓煽的姻親，得其庇護而未遭清算。還有「素附曹，仇東林」的吏部尚書王永光以及禦史曹思誠、袁弘勳、史範土、高捷等，也都是漏網的閹黨分子。被列名逆案的閹黨分子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未被列名逆案的漏網閹黨更是力求保住自己的官職，他們都力圖掀翻逆案。吃盡閹黨迫害之苦的東林黨人，自然是希望繼續清查閹黨餘孽。這顯然不是一道諭旨就能禁止的。但明思宗見不及此，未能抓住引發黨爭的症結，正確地加以引導和解決，反而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剛愎自用，親自介入門戶之爭，不辨是非、不別賢否，支持並重用奸佞之徒，為黨爭的再起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崇禎元年（1628年）十一月，因會推閣臣引起一場紛爭，明思宗不僅親自介入，而且站在周延儒、溫體仁一邊，將東林黨人錢謙益奪官閑住。不久又將周、溫擢為大學士，入閣輔政。周延儒早年裏居時，頗從東林遊，「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溫體仁是毛文龍的同鄉，「銜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袁崇煥下獄前後，他「前後五疏，力請殺煥」。後來，袁崇煥被冤殺，他還得意地致書其弟曰：「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袁崇煥不是東林黨，但同東林黨人關系密切。他的座主是東林領袖之一韓煽，他本人是由東林黨人侯恂舉薦而被擢升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又由東林黨人孫承宗的支持而築守寧遠，被東林黨視為抵禦後金之長城。溫體仁「當日亟謀人相，所忌韓嫌、錢龍揚二輔臣」，自然也就深恨東林黨人。閹黨分子在《欽定逆案》頒布後，不敢公開跳出來為逆案翻案，便紛紛投靠周、溫等奸佞之臣。兩者同氣相求，一拍即合，隨即攜手合作，形成新的邪惡集團，共同打擊東林黨人。溫體仁、周延儒與王永先等人經過密謀策劃，首先把矛頭指向東林黨的重要人物內閣大學士錢龍揚。錢龍揚曾與韓煽、李標等共同主持欽定逆案的工作，「逆案之定，半為龍揚主持，奸黨銜之次骨」。崇禎二年（1629年）冬袁崇煥下獄後，溫體仁決計「借崇煥以擠去（韓煽、錢龍揚）二人」。他在密疏中攻擊袁崇煥「陰與華亭輔（錢龍揚）、臨邑罪樞（兵部尚書王洽）密謀款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王永光等「謀因崇煥興大獄，可盡傾東林、他唆使高捷上章「指通款、殺將為龍揚罪」。史範土又疏言：「龍揚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明思宗遂於崇禎三年十二月將錢龍揚逮下詔獄，後遣戍定海衛。同年正月，內閣首輔韓嫌因遭閹黨分子原抱奇的彈劾而三疏辭職。三月，閣臣李標也五疏乞休。九月，成基命又三疏去職。東林內閣僅存在1年的時間，就這樣解體了。隨著參與定逆案的輔臣相繼離職，閹黨分子紛紛跳出來為自己翻案。崇禎三年（1630年）二月，吏部尚書王永光首先釋放一個試探信號。他借會推天津巡撫之機，將列入逆案名單的王之臣排在6個候選人名單的首位，心裏盤算著「倘得點用，則可漸次為翻案之計」。明思宗自然不會允許推翻自己欽定的逆案，點用排在候選名單第四位的翟鳳獅為天津巡撫。王永光此計雖未得逞，但卻給了其他閹黨分子以翻案的勇氣。被列入逆案第七等（即「結交近侍又次等」而「坐徒三年，納贖為民」）的原兵部尚書呂純如，就公然上疏為自己鳴冤叫屈，說他〃未嘗歸美廠臣，不當列於逆案之內，當時的言官皆懾於王永光的威勢，不敢吭氣。五月，東林黨人左諭德文震孟挺身而出，上疏猛烈抨擊「平生無恥慘殺諸賢之呂純如，且籍奧援而思辨雪」，「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橫行私臆」的行為。明思宗命其就所揭露的呂、王罪狀指實再奏。文震孟又再上一疏，逐一列舉具體事實。疏出，王永光窘甚，上疏狡辯，並密請大太監王永祚出面幫其渡過難關。於是，「永光辯疏得溫旨」，文震孟反而被明思宗責為「任情牽詆二十二月，袁崇煥被殺後，閹黨分子更是蠢蠢欲動。「禦史田唯嘉疏薦楊維垣、賈繼春；通政使章光嶽疏薦呂純如、霍維華、徐揚光、傅楣、虞廷陛、葉天陛六人」這幾個被推薦者，都是名列逆案的閹黨分子。明思宗未予批准，」有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樹欲靜而風不止，為閹黨翻案的風潮並未因此而平息。溫體仁入閣輔政的第二年，吏部尚書王永光因其黨羽納賄事發，遭言官彈劾而罷去。他用同鄉閔洪學代之,「又用禦史史範土、高捷及侍郎唐世濟、副都禦使張捷等為腹心」。在扳倒周延儒而代為首輔之後,溫體仁繼續攻擊東林，重翻逆案。為了不牽連自己，他不親自出面，而是暗中指使自己的心腹到前面去打頭陣。先是在崇禎七年（1634年）八月因吏部尚書、左都禦史缺人，明思宗召集群臣會推時，張捷按溫體仁的授意「獨舉呂純如、唐世濟」。明思宗問：「呂純如是欽案有名的，張捷如何舉他?」他回答說:「呂純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在場的給事中、禦史紛紛加以批駁。「捷氣沮，體仁不敢言，仍薦謝升、唐世濟為之」接著，在崇禎九年，唐世濟又以邊才舉薦列名逆案的原兵部尚書霍維華，明思宗謂「逆案概不舉用，世濟欺蒙，削籍下刑部」。「維華之薦，亦體仁主之也。體仁自是不敢訟言用逆案，而愈側目諸不附己者在明朝後期的門戶之爭中，江南地區出現了由眾多社團聯合組成的複社。複社繼承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其領袖張溥公開聲明：「吾以嗣東林也。」官府中同東林黨有瓜葛的官員，一般都支持複社；與閹黨有瓜葛的官員，一般都與複社作對。溫體仁也極力打擊複社。崇禎六年（1633年），溫體仁之弟溫育仁要求參加複社遭拒,便雇人撰寫《綠牡丹傳奇》，在浙江各地演出，用以影射張溥等複社名士。崇禎十年，溫體仁還暗中「募人劾溥」。他的同鄉陸文聲因請求入社遭到拒絕，詣闕上疏，極言「風俗之弊，皆源於士子。溥、（張）采為主盟，倡複社，亂天下」。溫體仁即命南直隸提學禦史倪元琪查核，但倪元琪及兵備參議馮元胸、太倉知州周仲連皆言複社無可罪，結果3人都遭到溫體仁的貶斥。閩人周之夔曾任蘇州推官，坐事罷去，他懷疑為張溥搗鬼，聽說陸文聲彈劾張溥，也伏闕疏劾「溥等把持計典」及「複社恣橫狀」，但經巡撫張國維查核,「言之夔去官，無預溥事」，「亦被行譙讓」。當年六月，溫體仁致仕，繼任首輔的張至發、薛國觀執行沒有溫體仁的溫體仁路線，此案仍遲遲未能了結。複社人士從這一系列事件中逐漸認識到，朝中大臣，特別是擔任首輔的大學士，如果不支持複社，複社孤立無助，必定難有作為。複社首領決定物色支持本社的官員出任首輔，他們看中了被溫體仁擠出內閣的周延儒。因為他是張溥的座主，早年「頗從東林遊」，當首輔時雖站在東林的對立面，下台後有悔恨之意。張溥便出面找周延儒談判，約定「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周延儒「以為然」。張溥於是聯絡吏部侍郎吳昌時、侯恂等人，積極展開活動，並籌資重賄司禮太監。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明思宗終於發出起複周延儒的詔書延儒被召，溥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周延儒入朝後，「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家。復詿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他起用了一些東林黨人士或其他正直之,如鄭三俊、劉宗周、倪元璐、黃道周等，但「延儒實庸弩無材略，且性貪」，對清軍的步步緊逼和農民起義軍的蓬勃發展，仍然「一無所謀畫」，到崇禎十六年四月被罷官。不久，其門生、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兼任薊遼冒通等處總督的範志完懦弱怯戰、縱兵擄掠、克扣軍餉、貪汙行賄，其親信吳昌時竊權附勢、納賄行私，遭到彈劾。周延儒受到牽連，終被明思宗勒令自盡。明王朝的政治不僅毫無起色，反而在明思宗親自介入的門戶之爭中進一步分散、削弱統治階級自身的力量，加快了滅亡的步伐。明思宗的再一個重大決策失誤、措置失當，是極好虛榮，缺乏擔當精神，患得患失，屢屢錯失延緩敗亡的時機。這突出地表現在兩件事情上，一是陳新甲議和泄密被殺，二是南遷之議久拖未決。先說陳新甲議和泄密被殺事件。後金（清）自寧錦之戰失敗後，一時難以突破明朝的寧錦防線，改從內蒙古迂回入塞，先後4次侵擾明朝內地，大肆燒殺擄掠，劫奪大量財物和人口，既用以充實自己，也消耗明朝的有生力量，為突破寧錦防線創造條件。接著，便屯兵義州，逐步向錦州推進，於崇禎十四年（1641年）三月包圍了錦州。明廷急命薊遼總督洪承疇率領13萬大軍馳援錦州。洪承疇主張「必守而兼戰」，即一邊防守，一邊進攻，穩紮穩打，逐步推進。起初兵部同意這個計劃，明思宗也予以肯定。但當農民起義由暫時的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明思宗又希望盡快結束遼西的戰爭，以便集中兵力對付農民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於是提出四路進兵、合擊圍攻錦州清軍的方案，明思宗密敕洪承疇克期進兵。洪承疇只得將糧餉留在寧遠、杏山與塔山西北的筆架山，自率6萬大軍於七月底挺進塔山。皇太極「悉索沈中人丁」，傾國而出，並親至松山督戰。明軍先勝後敗，洪承疇被困於松山。總兵祖大壽被圍於錦州，屢次突圍而不得出。陳新甲與清議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為了挽救被圍的洪承疇與祖大壽，陳新甲主政的兵部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月提出了「息兵」之策。十一月，遼東大雪，「達虜糧芻俱盡，將解圍而歸，慮我軍躡之，俾西虜（漠南蒙古）人關求和「。當時在寧遠的寧前道副使石鳳台，獲悉清軍有意議和，致書清軍將領詢問此事是否屬實，得到「此吾國素志也」的答複，即上報遼東巡撫葉廷桂。葉廷桂又上奏朝廷。明思宗內心同意議和，但他虛榮心強，過去曾多次拒絕與清議和，現今大敗後主動求和，覺得有失面子，斥責葉廷桂是「漫任道臣辱國妄舉」，將石鳳台逮捕下獄。到年底，李自成農民軍進圍開封，農民起義的烈火已燃遍中原大地，清軍更是將松山圍得水泄不通。內閣大學士謝升便與內閣同僚商量，決定由陳新甲奏請與清和議。崇禎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明思宗召對時，陳新甲婉轉地提出：「（松、錦）兩城久困，兵不足援，非用間不可。」明思宗明白他「用間」一詞的真正含義，爽快地回答說:「城圍且半載，一耗不達，何間之乘？可款則款，不防便宜行事。」陳新甲隨即推薦兵事贊畫主事馬紹愉作為議和使節，明思宗即予允准,「加紹愉職方郎中，賜二品服」。但是，他還是覺得戰敗求和有失中原天子的顏面，因此特地「諭新甲密圖之」，要求絕對保密。馬紹愉於是銜命出關，前往寧遠，與清方接洽。清方請以敕書為信。明思宗仍大擺中原大國對待邊疆屬夷的架子，以一紙「諭兵部陳新甲」的敕諭代之。皇太極極為不滿，也以敕諭英郡王阿濟格等人的形式，要求更換敕書。馬紹愉只得奏報朝廷，耽誤了很多時間。在這期間，松山、錦州、塔山、杏山已先後被清軍攻陷，洪承疇被俘，祖大壽降清。明思宗得到奏報，仍以敕諭兵部尚書陳新甲的形式，准其便宜行事，並差兵部司務朱濟齎敕，同馬紹愉前往沈陽與清方談判。皇太極提出的議和條件是「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饋人參千斤、貂皮千張；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連山適中之地兩國於此互市」。並「約九月不至，則治兵」。馬紹愉返回寧遠，立即派人向陳新甲稟報和談的結果。但此前和議的消息卻被謝升無意間泄露，引起言官的慷慨陳詞:「堂堂天朝，何至講款!」明思宗只得將謝升革職，以平息輿論。不料，陳新甲收到馬紹愉稟報議和結果的密疏，閱後置於幾案之上即去上朝。打掃書房的仆人誤以為是份塘報稿，交塘報官抄傳。一時輿論大嘩，言官交章彈劾。與清議和，原是遵照明思宗「可款則款」的諭旨推行的，談判使節也是由他加官賜服任命的，如果明思宗勇於擔當責任，以君主之尊站出來說明議和的理由，輿論不難平息，但他卻患得患失，只顧自己的顏面，下嚴旨切責陳新甲，令其自陳其過。陳新甲不服，上疏自辯。明思宗遂於七月底將陳新甲逮捕入獄，並於九月二十二日將他押赴西市斬首。議和失敗後，皇太極誘降寧遠總兵吳三桂未成，即於當年十月下令第五次入侵明朝腹地。十一月，清兵分兩路從牆子嶺、青山口突入長城，曆時8個月，攻破3府18州67縣88座城池，掠走27萬口人及大量財物，再次給明朝以沉重的打擊。再說南遷（即遷都南京）之議久拖未決的問題。崇禎十六年（1643年）四月，清兵第五次入塞侵掠行將撤退之時，明思宗見各路明軍不是膽怯不戰便是望風而逃，召見周延儒等大臣，表示要親自出征。周延儒只得請求代替皇上前往前線督師。臨出都門之前，明思宗以內外交困，曾同他「議南遷，命無7曳」。明思宗的兄嫂懿安皇後不知從什麼渠道得知此事，對明思宗的皇後周氏說：「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明思宗大怒，派太監追查消息的來源，「懿安堅諱，上堅請，迫欲自縊」，只好不了了之。不過，明思宗還是在暗中做著南遷的准備。先是命給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師士馬之數」。繼而在崇禎十六年十月，天津巡撫馮元艇「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為來日南遷作准備。明思宗即「俞之」，馮元闞「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農民軍在中原地區殲滅明軍主力，北上占領荊襄之後，親率大軍自洛陽西進，直趨潼關，攻占西安，並派遣一支先頭部隊於十二月十八日渡過黃河，攻占山西榮河等縣，為東征作准備。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大順國。初三日，憂心忡忡的明思宗在德政殿召見左允中李明睿，征詢「禦寇」之策。李明睿提出：「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剿之功。」明思宗說：「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李明睿答道：「上內斷聖心，外度時勢，不可一刻遲延，若築室道旁，後悔何及。」明思宗四顧無人，曰：「朕有此志久矣，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志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接著，他同李明睿具體商議了南遷的路線、護衛、餉銀和留守諸事。在當時形勢下，南遷不失為一個可行的選擇。當初明太祖肇建明王朝，就把南京定為全國的首都。後來明成祖遷都北京，南京仍然保留著陪都的政治地位，保存著一套形式上與北京相同的中央機構，只是任職的官員多為虛銜。此時，長江中遊駐紮著左良玉號稱數十萬的軍隊，下遊又有江北四鎮的重兵把守，南京要比北京安全得多。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區，又是當時全國經濟最為發達、人口最為密集的財賦之區，遭受戰爭的破壞也較小。如果退守南方，即使丟掉了北方，也可劃江而治，憑借南方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與北方抗衡，最後鹿死誰手還難以預料。但是，將政治中心都城南遷，涉及放棄宗廟陵寢的敏感問題。正統末年，明英宗親征被俘,瓦剌兵臨京師，有人主張南遷，即遭到萬人的唾罵。這就需要手握乾綱的君主勇於承擔責任，敢於作出決斷。明思宗剛愎自用卻又優柔寡斷，死要面子卻又怕擔責任，雖對李明睿表示「朕志決矣」，卻恥於親自決策南遷，想待群臣力勸而後行之，此事便暫時擱置下來。形勢瞬息萬變，時間不等人。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親率大順軍主力由西安出發，開始向北京進軍。京城內外，惶恐不安的氣氛越發濃重。左都禦史李邦華為李明睿同鄉，也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舉薦人之一。他支持李明睿的南遷主張，曾私下問過李明睿：「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李明睿回答：「東宮年少,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上親行為便。」李邦華擔心南遷之議為朝論所阻，就提出由太子朱慈娘南下南京監國作為一種過渡,具疏請下明詔，「用成祖朝仁宗皇帝監國故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越數日，又「請命定、永二王分封江南」，以壯藩翰。正月十八日，明思宗密諭首輔陳演:「憲臣言是」陳演反對南遷，將消息向外透露，從而引起群臣的議論。李明睿於是公開上疏，闡明自己的主張:「今日所最急者，無如親征……夫親征之舉，不必皇上自為之也。南京有史可法、劉孔昭，此皆忠良曉暢軍務，可寄大事。皇上召與之謀，必能摧陷廓清，建中興大業J疏入，明思宗命下部速議。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上疏斥為「邪說二揚言「不斬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再次上疏辯駁，謂：「唐室再遷再複，宋室一遷南渡，傳國百五十年。若唐、宋不遷，又何有靈武、武林之恢複？又何有百五十年之曆數哉？」明思宗召見光時亨，斥之曰：「一樣邪說，卻專攻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又曰：「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二月初七日，李自成統帥的大順軍主力攻占太原，然後經寧武、大同，於三月初占領宣府，擬從居庸入關進逼京師。與此同時，劉芳亮率領的另一支大順軍，也於二月間從蒲阪渡河，沿黃河北岸向東挺進。北京面臨著大順軍的南北夾擊，形勢越來越危急。二月二十七日，明思宗召集群臣，議戰守之策。少詹事項煜表示支持李邦華的建議，由太子監國南京。明思宗原本是支持此議的，但後來幾經琢磨，覺得讓太子往南京監國，自己還是難以逃命，況且由太子監國，說不定會重演唐肅宗靈武登基的舊戲，認為還是實行李明睿的皇帝南遷之議為妥。第二天，他又召集閣臣，把李邦華的奏稿遞給閣臣，要大家表態。閣臣回奏:「昨東閣會議，有二臣亦主此議。」明思宗大為惱火，即賭氣地表示，他將堅守京師，「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他說這番氣話，實際是讓閣臣轉而支持李明睿之議，勸皇上南遷。但閣臣擔心，皇上南遷會留下自己輔佐太子居守，成為替死鬼；就算隨駕南遷，一旦京城失守，自己也會因為支持南遷而代人受過，因此，他們還是一個勁地勸諫道：「太子監國，古人嘗有，亦是萬世之計J明思宗反駁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孩子家，做得甚事!」三月初三日，代帝出征的督師大學士李建泰疏請南遷，表示「願奉太子先行」。次日，明思宗再次召對，對輔臣說:「李建泰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實際上是再次試探大臣的態度。大學士範景文、左都禦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奉太子監國江南，在正月底升任右庶子的李明睿也放棄前議，附和此議。光時亨大聲駁斥：「諸臣欲為靈武故事乎？」範景文等大臣遂不敢言聲。明思宗複問戰守之事，諸臣仍沉默不語。明思宗喟然歎道：「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拂袖而去。過了3天，南路大順軍已抵達直隸真定，南遷的可能性已經很小，明思宗便只有「死社稷」一條路可走了。事實十分清楚，明思宗雖有中興之志，力圖挽狂瀾於既倒，但志大才疏，缺乏深遠的目光、開闊的視野、高度的智慧、堅強的意志、雄偉的氣魄和高超的治國能力，未能認識到明末深刻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找到挽救危局的辦法，始終未能制定一個明確具體的治國方略。他的治國理政缺乏長遠的戰略籌劃，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左右搖擺，舉棋不定。他剛愎自用而又多疑善變、急功近利而又優柔寡斷、虛榮心強而又缺乏擔當精神、專橫殘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點，往往導致其對軍國大事的決策失誤、措置失當。他目光短淺、沒有認識到階級矛盾是當時主要的社會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緩解，而是刻於理財，竭澤而漁，導致其進一步激化，使農民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他不辨忠奸，只憑個人的好惡取舍人才，屢逐直臣，濫殺良將，重用奸佞之臣與宦官，致使局勢越搞越糟。他不辨是非，親自介入門戶之爭，致使黨爭持續不斷，分散削弱了統治階級自身的力量。他極為虛榮，只顧自己的顏面和尊嚴，缺乏擔當精神，患得患失，屢屢錯失延緩敗亡的時機。所有這些重大的決策失誤、措置失當，最終釀成了歷史的悲劇，導致明王朝的滅亡。因此，明思宗便以有別於古來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窮兵臧武而亡的另一類亡國之君的形象，定格於史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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