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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1 17:21 上傳
什麼是「北歐模式」？
十年前我到瑞典攻讀學位，後來經歷工作、定居、結婚、為人母，更深層地體會北歐社會和其他社會的差異，想從更廣的角度去探討北歐社會思考幸福的方式。
「幸福」包含了心理面和經濟面，其中又摻雜了人際關係、財富累積和自我實現等元素，而所謂的「北歐模式」，是如何詮釋幸福呢？
北歐模式成型的關鍵時期在六○、七○年代，那時瑞典社會民主黨的聲勢如日中天，人們對保守資本主義的質疑也達到了頂點。但是極端的共產思想在北歐從來就沒有被視為解藥，大部分的北歐人還是想在講求競爭的資本主義，以及講求平等的社會主義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在七○年代，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登高一呼，提出一個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社會革新。他說瑞典要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把每一個人都視為社會的責任和資源；人與人間的關係則應純粹以情感為連結，把經濟上的互相仰賴降到最低。這個嶄新的想法，讓北歐社會走出了獨樹一格的北歐模式。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當中，到底是什麼感覺？我想不僅是台灣人，對世界上大多國家的人來說，都是很難想像的情境。
人與家族緊密的互相依賴，是自古以來的社會安排，無論在西方或東方都是如此。而隨著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和社會制度的成熟，這種依賴的緊密性漸漸降低了，也為「一個人」這個經常被詮釋為「孤獨」、「無依」、「貧苦」等負面意義的詞，帶來更多「獨立」、「自主」和「自由」等正面的意義。
我先生有個兒時好友約瑟芬，約瑟芬的弟弟是唐氏症患者，從小接受特別的教育，長大後就離家在一個特殊社區居住，由專人在一旁協助他的工作和生活。她弟弟從小到大都對警察遊戲特別著迷，每天手上拿著一個玩具對講機，重複他在警匪片裡面學到的台詞。我先生偶爾會和約瑟芬去看他，每次他們一到弟弟的住處，看護人員就會很戲劇性地指著我先生說：「犯人就是他！」這時我先生會趕快逃跑，讓這對姊弟搭檔來追。這個遊戲從他們年少的時候開始，不知道重複了多少次，每次都玩得一行人大汗淋漓。
分攤光明到陰暗處
聽到這個故事，也許很多人會覺得約瑟芬和我先生真「有愛心」。其實這倒和愛心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因為他們的責任不是持續的，也不是沉重的。平時他們享有充分的個人自由，所以當他們陪伴弟弟的時候，可以放鬆心情、全心全意地去陪伴。
我見過約瑟芬的父母幾次。他們為了能就近探望唐氏症的兒子，在居住地點和生活安排上多少有些限制，但是因為社會服務的協助，他們大多時間和其他的夫妻一樣工作、出國度假，過著很接近一般人的生活。
家族親人之間的經濟依賴，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安定，卻也可能造成終生拖累。在台灣，不知道有多少約瑟芬不得不犧牲自己照顧手足，失去追求幸福的機會。也不知有多少父母賠進了整個人生，更恐懼自己死後孩子該如何生活。
在創造光明的同時，也必然會出現陰影。我在懷孕初期去產檢的時候，助產士給了我們一張孕婦年齡和唐氏症發生機率的表格。看著上面密密麻麻的數字，我了解到，每個人都想要打造幸福的人生，但是不幸和意外永遠會蜷在陰影處對我們虎視眈眈。我們從小就被訓練別過眼光，不要去看陰影處，也許只有偶然在街上看到照顧殘疾子女的老邁父母，才會短暫意識到這個不愉快的事實。從小寫作文，如果主題是有關不幸的人們，幾乎每個孩子都是用類似「我一定要更加珍惜自己的幸福！」的呼告法作結，除了這樣的感想，似乎也想不出其他的結論了。
而北歐模式給予了這篇作文另一個可能。他們選擇去直視這些機率，讓光明面的人們分攤光明到陰暗處，提供一張在天塌下來的時候，把人們輕輕托住的安全網。這樣的社會保險無法直接提高瑞典的GDP，也不會讓瑞典成為一個「強國」，然而任何曾經直接或間接體會過的人，都會感受其能量的強大。這也是為什麼八○年代以來，北歐對自己的高度社會保險進行了諸多審視調整，卻從來沒有完全推翻過這張安全網的必要性。
●摘自圓神出版《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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