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書名】：縱觀百年西亞：從阿以衝突、庫德族到伊朗核協議，歷史糾葛與當代議題 【作者】：陳立樵 【類型】：時事、西亞歷史 【簡介】： 100年前，鄂圖曼帝國解體，西方列強進駐劃界， 自此開啟西亞地區百年來不斷動盪的歷史。 100年間，有新的國家誕生，有舊的國家支離破碎； 100年間，有人找不到家鄉，也有人被迫離開家鄉。 ＊ 創造以色列—— 一八九六年，一位奧匈帝國的猶太人赫茨爾（Theodor Herzl）出版了《猶太國》（The State of the Jews）一書，此後逐漸有猶太復國主義的力量出現。巴勒斯坦成為這些歐洲猶太人移居的目的地，因為這塊土地是上帝耶和華所給予的「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在羅馬帝國時代，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被迫離散，所以猶太復國主義者主張猶太人應該要回到應許之地，建立自己的國家。然而，在巴勒斯坦或鄰近的阿拉伯地區，並不是離散之後就沒有猶太人存在，其實不少猶太人早已「阿拉伯化」。 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想法，比較接近歐洲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概念，而作法則類似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的「創造傳統」（Invention of Tradition）。這群猶太人後來在一九四八年建國的疆界、使用的語言或國籍，都是被「創造」出來的，完全不是古代的那個以色列。而且，如果沒有一九一七年英國外交部長貝爾福的推波助瀾，單憑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是不可能讓以色列建國的。 一次大戰結束後，哈希姆家族沒有如願建立阿拉伯王國，反倒是《貝爾福宣言》讓越來越多的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移入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王國範圍內。對此，家族代表費薩爾在一九一九年初曾與當時猶太復國運動領導者魏茨曼協商，大意是「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將和平相處，雙方擁有平等的地位與權利。同時，一切糾紛都由英國裁決。」從這樣的協商結果可看出，費薩爾不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是阿拉伯人的威脅；猶太人要進入巴勒斯坦，只要經過哈希姆家族這一關，談妥條件，移居巴勒斯坦就不成問題。至於由英國人來裁決阿猶糾紛，並不是費薩爾要出賣阿拉伯人，而是費薩爾深刻瞭解到當時英國在西亞地區的影響力。這也顯示了，實際上哈希姆家族是沒有主導權的，一切都是英國說了算。 ＊ 西方壓力下的伊拉克與巴勒斯坦—— 一九二二年，戰後成立的國際超然組織——國際聯盟，將伊拉克與巴勒斯坦委任英國託管，而敘利亞與黎巴嫩則給了法國。既然英法在戰爭期間已有協議要切割阿拉伯世界，一九二○年時也已各自進行軍事占領，故一九二二年的「委任託管」只是「先上車後補票」而已。而一戰後英國成為西亞地區霸權，但往後許多的作為都是假合法之名行霸道之實，越來越「顧人怨」。 一九二一年費薩爾在伊拉克擔任國王，雖說是英國的扶持，但他卻不盡然想受英國管制。可是，英國也不願意放棄對伊拉克的「託管」，以致於整個一九二○年代伊拉克的反英勢力都持續高漲。同時，一樣受英國控制、甚至規劃讓猶太人移居的巴勒斯坦，受到許多伊拉克政治菁英的關注，也連帶出現了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浪潮。「反猶抗英」便是伊拉克政治的重要元素。費薩爾的兄長阿布杜拉掌管外約旦，儘管西側就是巴勒斯坦，但他對巴勒斯坦的情形並不熱衷。這是因為，在費薩爾離開敘利亞時，阿布杜拉曾發起對法國的討伐活動，即使後來在英國的壓力下，阿布杜拉接受了管轄外約旦的條件，但他最關注的還是敘利亞。反而地理位置有些距離的巴勒斯坦，與伊拉克的關係較為緊密。 儘管伊拉克反英氣氛濃厚，但在一九三○年代多次擔任伊拉克首相的努里薩依德（Nuri al-Said）認為，有英國的支持，伊拉克才得以在西亞累積影響力。當然，也有不少政治菁英主張反對英國、支持巴勒斯坦，這一派系的米德法伊（Jamil Midfa’i）也曾多次擔任首相，他便特別強調：「巴勒斯坦絕對是阿拉伯的一部分，不容被迫拆散，我們要不惜一切維護巴勒斯坦弟兄的權益！」有不少伊拉克的軍火、資金都送往巴勒斯坦。至此，伊拉克成了阿拉伯人對抗西方勢力的代表。 移入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越來越多。耶路撒冷猶太聖殿遺址的西牆（Western Wall）2就在穆斯林的阿克薩清真寺（Aqsa Mosque）旁。3猶太人在西牆聚集的人數越多，活動越頻繁，便越是挑戰穆斯林的主權。一九三六年起，巴勒斯坦爆發了長達三年的阿拉伯人抗爭事件，這是英國在巴勒斯坦託管期間最大的衝突。一九三七年七月，英國提出分治方案，將巴勒斯坦北部靠近黎巴嫩南部的一小塊區域劃分給猶太人，南部則是阿拉伯人居住地，而耶路撒冷由英國託管。然而，時任伊拉克首相的蘇萊曼（Hikmat Solayman）如此說道：「伊拉克政府絕對不會同意巴勒斯坦的分治。」甚至也有人願意協助巴勒斯坦「廢除分治、限縮猶太移民人數、讓巴勒斯坦整合起來」。 二次大戰開打後，英國外交人員希望伊拉克一同對抗由德國、義大利、日本結合的軸心國（Axis Powers），但對伊拉克政府來說，「沒有任何理由接受英國的要求；跟隨英國對德國宣戰，就等於是幫助英國欺壓巴勒斯坦人。」而且，納粹（NAZI）德國在一戰之後擺脫戰勝國的壓力重新崛起，在伊拉克政府眼中是相當值得推崇的典範。巴勒斯坦穆斯林教長阿明侯賽尼於一九三九年十月造訪巴格達，這象徵巴勒斯坦與伊拉克的反英勢力連成一氣。即使伊拉克外交部長努里致力於協調英國與伊拉克的反英勢力，但一九四一年四月，時任伊拉克首相拉希德阿里蓋拉尼（Rashi Ali al-Gaylani）還是宣布支持德國。結果，巴格達瞬間就被英國軍隊占領。從這件事可看出，儘管希特勒從未讓德軍深入伊拉克，但英國不允許德國有任何機會滲透伊拉克、甚至整個西亞地區。 二戰結束後英國勢力衰微，於一九四七年將巴勒斯坦問題交給聯合國（United Nations）處理。同年十一月聯合國頒布第一八一號決議，竟將巴勒斯坦約五七％面積的土地劃歸猶太人所有，而四三％屬於阿拉伯人。聯合國完全漠視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主體性。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正式建國，隔天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就出兵攻擊了。當一九四九年阿以戰爭停止後，只有伊拉克沒有前往以色列簽署停戰協議。這再次說明了伊拉克是最重視巴勒斯坦的國家，在阿拉伯人之中最有代表地位。 五○年代初期韓戰（Korean War）爆發後，世界局勢完全改觀，美國與蘇俄兩極霸權模式成形。然而在四○年代後期，蘇俄在黑海與高加索的擴張，就已經對西亞地區造成相當大的威脅，伊朗與土耳其深受其害。美國為圍堵蘇俄而支持伊朗，「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也協助土耳其。其實，伊拉克內部本來就有「是否與西方靠攏」的立場問題，而冷戰初期又是前文提到的努里當政，他原本就持對英國友好的立場，此時便選擇站在西方陣營，一同抵抗蘇俄共產勢力。因此，以巴問題就在伊拉克的政治權衡下（暫時地）降低了重要性。伊拉克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命運，就這樣連結了、又切割了。 ＊ 分道揚鑣的伊拉克與巴勒斯坦—— 主流輿論時常談論阿拉伯人團不團結的問題，其意涵就是「只要團結，就不會輸給西方」，但問題完全不在阿拉伯人團不團結。畢竟，現在的阿拉伯世界是西方國家創造出來的，區域或國際間玩的遊戲規則也是西方人定的，如果不玩就被罵，而玩了也就完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伊拉克與巴勒斯坦得以連結還是切割，就得看西方遊戲規則玩得好不好了。 一九五○年代美蘇冷戰正式開始之際，也是埃及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反英國、反對外來勢力的時刻，從英國手中收回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經營權尤其重要。一九五五年，在英國的主導下，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Pakistan）組成了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TO），除了圍堵北方的蘇俄，也是為了孤立埃及。納賽爾批判同為阿拉伯國家陣營的伊拉克政府向西方靠攏，這樣的立場也獲得伊拉克一部分人的認同。隔年英、法、以色列三國合力攻擊埃及，引爆蘇伊士運河戰爭（Suez Canal Crisis），此番對峙更讓納塞爾在阿拉伯世界獲得廣大支持。原本伊拉克內部反英氣氛就很濃厚，這時政府卻與埃及敵對、親近英國、對以色列沒有進一步行動。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五八年七月軍方終於發動政變，打著「反對帝國主義」、「解放巴勒斯坦」的口號，建立伊拉克共和國（Republic of Iraq），並於隔年退出中部公約組織。 然而，新成立的卡西姆（Abdul Karim Qasim）政府強調「伊拉克優先」（Iraq First）的政策，卻也被許多人批判格局太小、無法整合阿拉伯世界。此時的伊拉克政局不穩，於一九六三年與一九六八年先後爆發兩次政變，使得「反對帝國主義」、「解放巴勒斯坦」的理想難以付諸實行。儘管一九六七年埃及對以色列的戰爭打得如火如荼，伊拉克卻未能積極出兵。戰爭才短短六天， 敘利亞的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埃及的西奈半島（Sinai Peninsula），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加薩（Gaza），就都被以色列占領。一九六八年，追求整合阿拉伯世界的復興黨（Ba’ath Party）掌握政權，伊拉克內政才逐漸穩定，也得以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例如讓石油國有化，也在一九七三年參與對以色列的戰爭。然而，一九七八年埃及為了取回西奈半島，便改變立場，轉與以色列和談，時任埃及總統的沙達特（Anwar Sadat）還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 代表阿拉伯人對抗以色列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任務，自此轉移到其他國家身上。 像巴勒斯坦著名的領導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就帶領一九六四年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後簡稱巴解）對以色列發動多次的武裝抗爭。但是，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領約旦河西岸與加薩，導致更多巴勒斯坦人四處流竄。巴解先是前往約旦，但持續對抗以色列造成約旦內部混亂，導致約旦只能驅離巴解。隨後巴解進入黎巴嫩，在黎巴嫩南部與以色列交戰，又造成了黎以兩方的糾紛。阿拉法特爭取巴勒斯坦的獨立，既造成紛亂，也不符合美國與以色列的利益，在國際間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恐怖分子」！！！ 出版日期：2020年9月／繁體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美國在二戰後開始介入西亞，包括兩伊戰爭及其後續發展，美國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往後伊朗、伊拉克、美國的關係會如三位一體般相互牽連嗎？這或許需要等待下個世代的答案了！ ＊ 二十世紀的伊拉克與伊朗共同面對了許多外來壓力，也都因為這些壓力而引發革命事件。兩伊在三○年代結盟，卻不代表他們有機會決定自身的命運。英國的壓迫仍如影隨形，而二戰後美國勢力滲透西亞，兩伊都被迫與美國站在反共陣線。隨後，伊拉克與伊朗分別爆發革命，新政府雙雙走上抵抗西方的道路。但在西方勢力仍較為強盛的情況下，抵抗西方就是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怎麼做都是「政治不正確」。 進入三○年代的西亞。伊拉克雖然於一九三二年脫離英國控制，也加入國際聯盟，但英國仍擁有軍事影響力。同時，伊朗繼一九○一年對英國簽署的石油利權後，於一九三三年與英國簽署新的石油協議，除了伊朗可收取較多利潤外，也限縮了英國開採石油的面積，但英國仍享有六十年的開採期。看似英國仍舊把持權勢，但兩伊並非軟弱無力，而是此時在西亞僅有英國這個強權可以交涉，若完全排除英國，反而失去對外發展的機會。 在一九三九年二戰爆發之前，義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與德國希特勒已對歐洲局勢造成莫大的影響。戰爭爆發後，法國於一九四○年六月亡於德國，一戰以來國際聯盟委任託管給法國的敘利亞與黎巴嫩也就落入德國的控制，德國還呼籲受英法宰制的阿拉伯世界一同對抗西方國家。 一九八九年美國電影《聖戰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的劇情設定在二戰期間，主角與德軍在哈塔伊（Hatay，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爭奪聖杯（Holy Grail），便反映出這段德國勢力深入西亞的歷史背景。此時伊拉克欲與德國靠攏，英國當然不樂見，一九四一年五月出兵占領伊拉克，便是要切斷當地與德國的聯繫。 同一時間，伊朗也有著類似命運。一九四一年，英俄都曾要求過巴勒維國王驅離伊朗境內的德國顧問，但巴勒維以伊朗是中立國為由拒絕接受。對英蘇而言，伊朗的態度有破壞英蘇利益的可能性，遂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出兵占領伊朗。這段時間舉行的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便是西方強權像小狗撒尿般在伊朗占地盤時留下的痕跡。戰爭結束後，駐紮在伊朗亞塞拜然的蘇俄軍隊不願撤軍，甚至支持當地人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欲脫離德黑蘭政府管轄，致使伊朗政府將這起糾紛告上聯合國。這讓伊朗沒有與蘇俄靠攏的可能性。 二戰結束後，美蘇冷戰立即上演，兩伊自然歸屬於英美陣營。五○年代之際，美國瀰漫在艾森豪總統時期強烈的反共心態，遂加強對共產勢力的圍堵。一九五五年成立中部公約組織，伊朗與伊拉克都是成員之一，總部就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 然而，伊拉克的反英情緒未曾停止，掌權的哈希姆家族也被視為是英國的走狗，而此時敘利亞與埃及結合為反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盟，再加上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讓埃及總統納賽爾聲名大噪，伊拉克的軍方、反英、支持納賽爾勢力受到鼓舞，便於一九五八年推翻哈希姆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國（Republic of Iraq），隔年退出中部公約組織。往後蘇俄的勢力進入伊拉克，讓伊朗感到緊張，兩伊對阿拉伯河航道劃分的糾紛又再度浮現。 此時的伊朗仍是中部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在六○、七○年代更加是美國的西亞盟友，尤其是石油利益合作。美國在西亞的「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就是以伊朗與沙烏地這兩個產油國為主角。美國總統卡特在一九七七年還稱伊朗為西亞的「穩定之島」（Island of Stability），畢竟相較於六○年代以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戰爭，還有一九七三年起沙烏地用「石油武器」對付美國與西方世界，伊朗在美國眼裡是和善且穩定的西亞國家。 問題在於，伊朗的發展也深受西方的影響，無論是敵對或友好，都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壓力，也會累積不滿情緒。像是美國的經濟資助固然有助於伊朗的發展，會有不少支持美國的伊朗人，但也有反對勢力批判巴勒維國王的友美立場。一九七九年伊朗爆發革命，雖然事件的本質並非是反美而起，但這股情緒卻在宗教人士何梅尼掌握政權後突顯出來。 我們可以從兩伊的革命思考幾件事情。首先，遭到推翻的伊拉克哈希姆王室及伊朗巴勒維王室，難道都是完全不懂爭取權益的西方走狗？難道都是不懂國內國外局勢的蠢蛋？他們「親西方」、「親美」的立場，其實是時局所然，任何人處於那個情境，也會做出一樣的事。 此外，一九五八年伊拉克革命與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都不受同時代以美國為首的主流國際社會所肯定。若觀察兩伊的歷史發展，他們既受過西方壓迫，也曾淪為列強的占領地；那個自一戰以來的威爾遜「民族自決」理想，對西亞或其他受西方壓迫的國家來說，更是最可惡至極的一種詐騙話術。這是一種長時間累積下來的反抗力量。仔細考量這點就能理解，為何兩伊的革命在不同時間點爆發，但結果卻如此相似，如此地「政治不正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