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金庸散文集 【作者】：嚴家炎+金庸 【類型】：散文、評論 【相關圖片】： |
【簡介】： 一般讀者對於金庸的印象，多半停留在武俠小說大師，以及其膾炙人口的武俠作品上。但金庸本身的成就，卻不只於此。 每篇散文從千餘到五六千字不等，雖多屬較早期的作品，但也正因此，讓我們得以認識年輕時的金庸、生活化的金庸。與此同時，正是金庸開始創作武俠小說、文采與想像逐漸到達最顛峰的時期，就在這些散文隨筆之中，往往可以發現其後來寫作小說的人物原型或是情節元素等等。 節錄： 中國人的重視人情與義氣，使我們生活中憑添不少溫暖。在艱難和貧窮的環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敵視，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充滿了冷酷與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 在物質條件豐裕的城市可以不講人情、不講義氣，生活當然無聊乏味，然而還得活下去。在貧乏的農業社會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上，義氣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與義氣講到了不顧原則，許多惡習氣相應而生。中國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軌道，與中國人太講人情義氣有直接關係。拉關係、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後門、不講公德、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對於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然而像西方社會中那樣，連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也沒有多大人情好講，一切公事公辦，絲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沒有人情；只講原則，不顧義氣，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點呢？韋小寶如果變成了鐵面無私的包龍圖，又有什麼好玩呢。 小說的任務並不是為任何問題提供答案，只是敘述在那樣的社會中，有那樣的人物，你們怎樣行動，怎樣思想，怎樣悲哀與歡喜。 以上是我在想韋小寶這小傢伙時的一些拉雜感想。 坦白說，在我寫作《鹿鼎記》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在最初寫作的幾個月中，甚至韋小寶是什麼性格也沒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長的。 在我的經驗中，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在初寫時都只是一個簡單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漸漸開展，人物也漸漸明朗起來。 我事先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在《鹿鼎記》中著力刻畫韋小寶關於（不擇手段地）適應環境和注重義氣這兩個特點，不知怎樣，這兩種主要性格在這個小流氓身上顯現出來了。 朋友們喜歡談韋小寶。在台北一次座談會中，本意是討論「金庸小說」，結果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用來辯論韋小寶的性格。不少讀者問到我的意見，於是我自己也來想想，試圖分析一下。 |
【內容相關】： 金庸筆名知多少 眾所周知，「金庸」是香港報人、武俠小說家查良鏞先生的筆名，時至今日，原名早已被筆名的光芒遮掩，遠不如筆名傳播之廣、影響之深。而在他為數眾多的著述之中，用原名出版的第一本書是與人合著的《獻給投考初中者》，但這並非文學作品。 第一篇署名「查良鏞」的見報文章，是1946年12月5日發表在《東南日報》第三版上的《英國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禮表示支持聯合國》，這是金庸在《東南日報》社做記者兼英文翻譯工作時，翻譯倫敦《泰晤士報》記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因是譯作，故署名為「查良鏞譯」。 署名「查良鏞」原創的第一篇見報文章是《訪問東方的劍橋大學——浙江大學》，刊於第一篇譯作發表的次日1946年12月6日《東南日報》青年版第十九期，這也是金庸工作之後，作為外勤記者的第一篇訪問記。 金庸在《東南日報》時期，所發表的採訪稿和譯稿寥寥可數，但署的都是原名，譯稿則多加一個「譯」字。比較而言，這類文章都是金庸更為重視的，寫作態度也更為嚴謹。這種署名方式，也始終體現於以後他的各種文章中。 在《大公報》時期，他署名「查良鏞」寫的第一篇評論是1948年6月11日的《牧童·戲子·鍛工·參議院》，但真正第一篇具有獨立意義標誌的社評，是發表於1948年12月13日的《論美軍登陸護僑》。其後，1949年6月25、26日的《從國際法看新中國政府的承認》，1949年11月18日、20日的《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以及1950年11月13、14日的《從國際法論援朝志願部隊》，都是涉及國際法的重量級社評，引起了梅汝璈的注意，促成了金庸第一次北京之行。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的譯文，金庸也是署名「查良鏞」而非「查理」「鏞」等，「查良鏞譯」的第一篇是1948年4月18日的《東西之間的義大利》（現通譯意大利），其後則有《英國有多強》《蘇聯的力量》等等，都可以看出金庸對署原名的文章的重視。 自著署「查良鏞」，譯著則多加一「譯」字，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公報》1948年6月25日發表的《美國的議員們》，署的是「查良鏞譯述」。有譯有述，與今日的編譯相仿。 查良鏞一生之中，除了用原名發表作品，使用最多的就是金庸，至於其他的筆名，恐怕就知者不多了。本文將按照報刊發表時間的先後順序，一一梳理如下。 |
